（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辩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真正变化，是通商口岸工商业的兴起和社会改良思想的萌芽。
特别是产生于经世派士大夫群体的改良思想，曾引起知识界长达几十年的思想震荡。
而这种思想萌芽又与教会学校、医院的兴办和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各类实用技术有关。
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改良思想，在一开始就遭到了守旧士大夫（卫道派）的阻挠和抨击。
作为中国公使出使英法的郭嵩焘，由于意识到仅靠洋务不是救济中国的根本办法，于年在伦敦致书李鸿章：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虑殚千金之枝以学屠茏，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道电学，以求实用，乃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别研习……①
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效力过，出使英法后，喜谈洋务，常劝人不要空口攘夷，应学西洋物质文明。
他从英归国，遭到守旧人物口诛笔伐，被逼无路可走，连进京面圣亦不敢，便悄回湖南。
但湖南父老也不能见容，骂其“有二心于英国”，湖南学者王闿运称“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还写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②
中国的词章之学，被守旧士子用来骂人，也可骂出个登峰造极。而王闿运的“尧舜之世”和“父母之邦”，正是中国传统一般士大夫心目中的中国根本。
当时的帝师翁同龢③（－年）面对急剧衰落的皇权，认为不改革就无以为继，因此在光绪（－年）于年亲政后，将当时仍然算得上思想偏激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抄本给了光绪，以影响光绪赞同他的保守性改革思想，但他同时申明，中国的道德准则和伦理教化，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需要的西方的知识只是一种补充而不能为其所取代。
光绪受翁同龢的影响，年开始阅读西方的译著，年还向两位同文馆的学生学习英语④。
光绪所读译著大多是同文馆及早期传教士的翻译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的中国已有较广的传播，但以宗教、自然科学及技术类偏多。
－年间，主要由基督教传教士翻译的部译著中，宗教类占86％，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占6％；－年间的中译著中，应用科学占40％，自然科学占30％，历史地理占10％，社会学说占8％，其他为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类书籍⑤。
尽管这些书籍仅只能使光绪了解西学概貌，却为他接受社会改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翁同龢持相近立场的张之洞因积极从事自强洋务，也逐渐意识到进行社会改良的必要性。他主张通过复兴儒学、教育、工业和西方实用技术来挽救中国，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应基于儒家传统和中国的道德伦理，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
张之洞还进一步将自强运动的内涵扩展为“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
他在任职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期间，积极地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粤汉铁路及力促川汉铁路，大力推进湖北新政、兴办新式教育和编练新军。
在他的努力下，武汉一跃而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和主要军事工业基地，并使汉口由传统的商业重镇转变为重要的内陆国际贸易商埠。
张之洞尤其重视旧教育的改造和新式教育的兴办，先后在湖广及履薪之地，创办和改办的学校、书院及学堂有近20所。此外，经张之洞举荐赴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之多。
而张之洞创办的新军也影响巨大，年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曾编练江南自强军，年回任湖广总督前夕，奏准将江南自强军护军前营人调往湖北，“教习洋操，以开风气”，辛亥革命时，湖北新军勇而起义，一定程度上与此风气有关。
（2）康有为的改制思想及《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年）出生在南海一个富裕家庭，7岁能文，因常引用圣贤教诲而被冠以“圣人为”称号。
18岁时他从师于著名理学大师朱次琦习宋学。
这个名儒朱次琦，曾于年在广州开讲《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恰好被参加完第二次府试的洪秀全听到。
或许是朱次琦善于将中国的政治历史及学问与世事相联系的缘故，前后40年间两次（年、年）以他的学问开启了两个年轻人的心灵，使前者在大同社会理想的外面包裹了一件“基督天国”的外衣，使后者在大同社会理想的头上戴了一顶“君主立宪”的帽子。
跟朱次琦学了4年之后，康有为得出一个结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因此离开朱次琦，独居西樵山白云洞致力于研习经典，期间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经世致用之作，去了一次香港，眼界大开，购地球图，并收西学之书。
年，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归途经上海，参观了英租界（公共租界）。
由英国人控制的香港和上海租界这两处地方的市政和管理，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印象，刺激了他对西方的兴趣，便开始涉猎西学译著。西学译著为康有为打开了另一个智慧挥洒的方向，他并因此放弃了年的会试。
年，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但他自信地以一介平民之身，上书光绪皇帝，对日本仿效西方的的做法给予了赞扬，对与日剧增的外国入侵提出警告，提出中国应仿效日本行变法之道，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主张。
上书送到国子监，被国子监的官员怀疑康有为神智错乱而拒绝转呈皇帝。康有为此趟京城之行无功而返，却为他树立了离经叛道者的名声。
自京返回广东后，30岁的康有为挟离经叛道的名声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著书立说，将宋朱理学、公羊经世之学和西洋政经之学，混而为一变法新学。
他撰《新学伪经考》，大胆地宣布《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按：《毛诗正义》）等，是王莽国师刘韵的伪造之经，而秦始皇焚书并未秧及孔子删述的六经，这些经典完好地传给了后世，所谓汉代古文也是刘韵伪造，目的是饰经佐篡，歪曲儒家的“微言大义”。
这里涉及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古今文之争，这段公案有必要在此作一下交代。
王莽代汉称帝，定国号为新，刘韵为国师，其时孔子遗孙孔安国声称在祖先房子的墙壁中发现了古代典籍，如《左传》等孔子古书，被刘韵以孔安国发现《左传》多古字古言，认其为孔子经典，遂列《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其实，这一段公案，在当时就为许多学者所疑，自汉以降，也时不时会被炒作一番。后清编《四库全书》，将《周礼》、《左传》收于经部，《古文尚书》列于《尚书》伪篇。刘韵《左氏春秋》为伪的考证，在其时以师从张之洞的四川士子廖平最下功夫。
廖平（－年）从张之洞治学宗文字训帖后，感到之前所习理学空泛无实，便从喜好理学，转而博览考据。形成自己思想后，因尊崇今文经学，作《知圣篇》，认为《公羊春秋》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因贬抑古文经学，作《辟刘篇》，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史记》、《汉书》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均为刘歆及弟子添窜。
廖平于年会试后，应张之洞之召赴广州。康有为曾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知圣篇》和《辟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因此，张之洞、梁启超、钱穆等人，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并不相同，但康曾受廖启发并据廖之论，作《孔子改制考》及《新学伪经考》，为不争之事实。
张之洞甚至认为康为廖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惯穴之著《政学通义》，后见廖平著书，乃尽弃其旧说”。⑥
康有为这种大胆的观点，尤其是对古文的攻击，在当时的士子中间引起了普遍的怀疑精神。
随后康有为又撰《孔子改制考》，大胆论断孔子删述六经的目的在于托古改制，这种改制之义是儒家经典所要弘扬的真正思想，而周代和秦代的思想家们同孔子一样，通过理想化古代的社会而使今朝为政者相信改制是正确的，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如此这般；他认为孔子所托尧舜，是借尧舜的盛德大业而彰显自己的社会治平理想。
因此，因时改制不仅符合孔子的思想，而且也是儒家经典的共同思想，夏商周三代正是通过改制而使其各有不同，而且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改制，才能由“据乱世”进及“升平世”，最后到达“大同世”。康有为在进行这样论述过程中，还不忘将朱子理学批评一通。
他在《孔子改制考叙》中说：
孔子……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此制乎，不过于元中立诸天，于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一世中随时立法，务在行仁，忧民忧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其书，口传七十子后学为其言。此制乎，不过其夏葛冬裘，随时救民之言而已。……
夫两汉君臣、儒生，遵从《春秋》拨乱之制，而杂以霸术，犹未尽行也。圣制萌芽，新韵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朱子生于大统绝学之后，揭鼓扬旗而发明之，多言义而寡言仁，知省身寡过而少救民患，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杂以佛、老，其道觳苦。⑦
康有为这种不合朱熹以来儒家万世道统的解说，深深地刺激了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儒家士子们，纷纷指责他“惑世诬民”，端正者如翁同龢称其为“野狐”，因此，《新学伪经考》遭毁，《孔子改制考》遭禁。
康有为之认知，仍然是王夫之、顾炎武以来，由曾国藩倡导的经世之学，奉《公羊春秋》为本著的意蕴。
但康氏突出的是“变”字，既孔子借《春秋》言制，旨在使制“随时救民”，如若不能变制，则断不能由据乱世致升平世而达大同世。
近代的经世之学到了康有为这里，算是触到了治世的主干。
戴震骂程朱理学为杀人的后儒，王夫之、顾炎武反思的是理学的“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魏源痛斥儒家士子们将精力集中于“无用之途”的义理之学，曾国藩批程朱理学失之狭隘，冯桂芬亦以理学使人“穷老尽气，消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为不屑，既连恭亲王也对理学大师们动辄“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补橹”的言词恼怒非常，这程朱理学在清史杰出人物这里算是必须得对千年社会积弊负责了。
而康有为更进一步，直接拉出孔子的《春秋》来，要以春秋大义、“《周官》考工，《中庸》劝工”（康有为《公车上书》），来行政体变法之为。
这里要赞一下康有为。读其《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不能不为康氏的才学所倾倒。而自负甚高的康有为，就此成就了近代思想家的声誉——如果中国近代存在思想家的话，康有为当列其中。
（3）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体用之辩与商战之说
明确认识到要自强需施政体改良的，为撰写《盛世危言》的广东人郑观应（－年）。
郑16岁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
从商期间，曾入英国人创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先后合伙经营轮船公司、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参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盛选怀等交往弥深。
年编定主张社会改良的《易言》一书，主张组织人员将西方富国强兵的书籍翻译，以广播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亦主张采用机器发展工商，鼓励商民投资实业并开矿、造船、筑路等。
年，受李鸿章之聘，郑观应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
由于他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年得李鸿章擢升为轮船招商局总办。
次年，中法安南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于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嗣后法舰攻台湾，他条陈作战建议七条主张与法决战，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
但不幸的是，因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其损失惨重，并由于所推荐的太古轮船公司继任者经营不善、挪用款项而致官司缠身，遂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至年，以《盛世危言》之名付梓。
该书刊出后，朝野震动，各界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亦旋闻朝鲜、日本并重刊。礼部尚书孙家鼐将书荐于光绪，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
《盛世危言》不仅影响了康有为和孙文等，也惠及后世，毛泽东因读《盛世危言》而于辍学3年后出走再度求学。
该书思想魅力，一在倡君主立宪，二在促维新，三在主商战，四在明辨张之洞的“体”“用”之说。
郑观应在初刊自序中说：
《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按：“势”之智慧正在于此），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天参地，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按：依时局变易而行正道，为时之中用），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亡本，求其洞见本源，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弊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脊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按：大学），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按：就武官而言，无赵匡胤的以文领兵之弊端），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按：张树声，曾任两广总督）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其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变通。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輶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⑧（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此序写于年暮春，距甲午之战尚有两年，距康有为公车上书亦有三年。
尚且不论它对朝政的实际功效几何，单是士人争阅之象，便为社会改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开了先风。
近代中国由自强之术转向自强之学，实由郑观应开始，欧洲入侵50年后西学之风吹进古老的农耕之门，也由郑观应开始。
而郑观应对西方社会“教养得法”、“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素精其事”的描述，成为后世诸人言西人之长、我之自强追求时，必用、必证之“事实”，尽管受一时一地认识所限，但开启民智之功绩不可抹杀。
郑观应还提出了著名的“商战”之说，认为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取材之地、牟利之场”，因而采用“兵战”和“商战”结合手段来对付中国，“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而商战与兵战相比，“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亦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
因此，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他并看到了商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我之商务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所以惟有以商立国，以士、农、工三者之力兴商，才能“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
他的结论是，“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⑨。此说道破了西方入侵中国的终极目的和我之应对的至上策略。
后世邓公倡导开放事业，并于年南巡扬弃主义之争，以求商业兴旺，实是对年前郑观应商战之议的历史回应。
尤其独特的是，郑观应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泰西社会“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这不是单纯地对英国议会制度进行赞美，而是蕴含着国体变制与变法必要性的思考。
注释
①转引自：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第－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②曹聚仁著，中国近百年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2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翁同龢年殿试状元，曾担任同治老师，年成为年幼光绪皇帝老师，任职达22年，被称为帝师。
④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页。
⑤参见：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页。
⑥见：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77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⑦转引自：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年重排版，第80－82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⑧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第50－51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⑨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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