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弟
萧公权在其《康有为思想研究》中对康氏思想前后变化的描述：
“第一时期为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10至20年代，儒学和大乘佛学是他主要的思想源泉。这一时期，康有为一直取——道德的世界观，认为人定胜天的生命的基本律。康氏多年保持无神论的看法，像孔子一样，关心生，不谈死，宗教只不过是改善社会的工具。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代表作，从《康子内外篇》到《大同书》的完成。第二时期包含康氏的晚期，从超然的立脚点来观察人与宇宙，以及对西方哲学较切的认识。至此他放弃人定胜天和人本主义的趋向，相信人的幸福得自于超越世界，而非重建世界。代表作《诸天讲》。”
“从超然的立脚点来观察人与宇宙”,康同璧在《康南海续编年谱》中有“薇、璧问《易》义人天之故。先君以行前人间悲感之情，庶几游于人间，而不为人所囿，则超然自在矣！”亦有康氏在陕西一次演讲“天人之故”曰：“庄子谓人之生也，与忧俱来；孔子春秋政制，专为除民之忧；佛之全藏经，不过为解除烦恼。吾一生在患难中，而不忧不惧，欣喜欢乐为主”。晚年的康有为正是以这种出世的心态来讲求“天游之学”和展示其“圣、仙、佛”人生格调。而这种人生状态的转变与确立可以从康氏晚年对于人生和宇宙观念的变化来考察其书法审美创造观的转变与其最终的成熟。
康氏从早年的热忱救国，到中年的连连挫折，使得晚年的康氏“不忍”的入世之心锐减，从而把眼光投向了事物之外，天游太虚，“结庐人境心乃远，呼吸通天开九关”(康有为诗句)，那即是一种出世的人生态度。其次，在康氏晚年的《诸天讲》中有“逍遥乎诸天之上，翱翔乎寥廓之间，则将反视吾身、吾家、吾国、吾大地，是不啻泰山与蚊虻也，奚足以撄吾心哉！”知宇宙之大，觉人间世事之渺小。世事不足挂齿，又何必费心？人间悲欢不足以挂齿，有何足以悲欢？这便是康氏晚年遗世独立、飘然物外的“圣仙”心境。
其实，这种人格特质在康氏的早年也可以找到对应，热忱救国的康氏在传统的学问中，找不到适合拯救国家的方法，并在经历了人生早期苦闷彷徨和“无所皈依”之后，在西樵山转求佛教与老庄，也使得其个性中多了几分“普度众生”的怜悯。作为书法家的康氏在其《广艺舟双楫》中也透露了他对“低眉菩萨”艺术格调的终极追求。
在其刚流亡海外时，所著《大同书》第三稿中已有涉及：“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仙、佛之后为天游智学矣。”而此时的康有为正是一副饱经沧桑而又自得其乐的欢愉，并呈现出其豁达的胸襟和超然物外的神情。而这种超然物外的天游化人的人生状态，都无不突出的对象化在其书法艺术之中。
这种人生状态的确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书法家的康有为在书法创造上的转变，康氏早年偏执地标榜“魏碑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俊厚，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而其中最为被强调的就是“魄力雄强”,更为甚者是“穷乡儿女造像”无不佳者，犹如康氏早年在政治上执着地追求“君主立宪”,而此时的康有为已坦然地放弃以往的偏执，回归到中庸来审视书法的本真。
审视这一时期康有为的书法创造，我们可以发现其作品遂改早年的欹侧、生动跌宕的结体与用笔，转变为平正取势，用笔多含篆隶笔法，即正笔中锋为多，雄浑固其体。然而收笔之处，却常用露锋，似隶书之雁尾，带着飞动、飘逸之趣。简而言之，康氏晚年的书法体现了“雄浑而又兼有飞逸”的意境确似圣人悟“道”于心的潇洒自得。
其次，康氏晚年的超然态度也使他真正去体验以佛悟书，以书悟道的艺术创造。例如：
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佛法言声、色、触、法、受、想、行、识，以想、触为大，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
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
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絶。岂暇为金刚努目邪？
其书法审美创造观无不吸收了儒释道的思想，要求体悟“小技”与“大道”的内在联系，反对偏执而超越世俗的仙佛境界。无怪后人对康氏书法评以“意境高远”,又犹如符铸所云：“洗涤凡庸，独标风格”，亦如沙孟海先生所说“试看他们(指伊秉绶和康有为)两人的随便写作，画必平长，转折多圆，何等相似。潇洒自然，不夹入几许人间烟火，这种神情，又何其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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