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或许和他自身的

康有为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或许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幕人，他博览群集，于学无所不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深远的书法家和艺术理论家。分析康有为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不能不考察他思想产生的社会和历史环境。由于康氏的书法美学思，在其32岁时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康氏32岁以前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活动是本文所要考察的重点。

一、家世与生平

康有为曾自豪地说“家族士人十三世”，这一说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然而却遭到了萧公权的反驳，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萧公权似乎误解了康氏的原意。实际上，康氏从未说过自己的“十三世”族人中的每一个都是“士人”，而是说每一世中都有“士人”。

康有为家世学问氛围浓重。高祖康辉以学问闻名，他是翰林院编修冯敏昌的学生，也是礼部郎中冯成修的好友，这样的交友半径可以看出其在文章及道德修养方面颇有时名。曾祖康建昌以德行和学问闻名，祖父康赞修是一个道德高尚、笃守“程朱理学”，并且“诲人不倦”的学者。

父亲康达初是广东大儒朱次琦的学生和好友，据说他博古通今，聪敏好学，可惜只活了38岁，康达初去世后，康有为家中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经历了一生中家庭生活最为劳苦的时期。为了维持生计，其母劳莲枝“左提右抱”，带着五个孩子艰苦度日。劳太夫人性情严毅，对子女管教很严，康氏自称他和康广仁兄弟二人的性情均得自母亲的遗传。

从表面看，康氏母子的性格有许多差异，譬如康有为主张变法，生活态度乐观，劳太夫人却“笃旧而恶变，少乐而多忧”等。据康有为回忆，劳莲枝对子女很慈爱，但原则性也很强：一方面，她“有少物必储分众子女”；另一方面，对子女又“教责至严，坐行起卧必诲戒”，不厌其烦地向子女灌输忠孝、慈惠、信睦、报应等思想观念。

康有为说自己到了50岁时，母亲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管教，“举动起居少失礼，必面谴，不少宽”。由此可见劳太夫人意志之坚强、信念之稳固，也许康氏百折不挠的性格与母亲的这种性格有着内在的关联。此外，这种性格的特点与康氏“元气论”思想的关系也很值得注意。

在康有为的兄弟姐妹中，对其性格和思想的发展有明显影响的是二姐逸红和弟弟有溥，有为与二姐感情很好，3岁起就和二姐一起嬉戏游玩，长大后又经常接受二姐的资助，“观剧购书，惟姊是资”，却目睹二姐守寡一生，“极尽人间之苦”，在自己的思想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和学生梁启超，都是他发动“戊戌政变”时的得力助手。有溥比哥哥小9岁，父亲去世后，康有为“抚弟十六年”，承担了教他读书的义务。后来康有溥的学问大进，由向哥哥学习逐渐过渡到与哥哥“论学术、议政事”，二人“晨夕纬划、风雨对床者又十六年”。他们兄弟朝夕相处，切磋学问，在政治革新活动中并肩战斗，议论政事，其相互影响自不待言。

二、早期思想发展

康有为是一个儒家学者。尽管康氏在清代儒者中间是个“异数”，但综观其一生，他最早接触和最后仍然信仰的都是儒学，因此，他是儒家学派的一员。康氏思想发展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博学、反思、整合。

1.博学

康氏的读书生涯是从学习儒家经典开始的，一开始学习的是“四书”、“五经”等，此外便是作诗、属对。他很聪明，也很用功，很早就表现出优异的文学才能。尽管康氏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文学才能，但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只是具备了某些值得一提的思想倾向。

后来康氏喜欢上了“性灵派”诗文，并模仿袁枚的风格进行写作，流露出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为他日后反对八股文，接受自然人性论和攻击儒学末流埋下了种子，可以看作康氏批判精神的萌芽。

2.反思

自从跟随朱氏读书，康氏的学术视野开阔了，学习兴趣也增强了。朱氏治学“批判继承”的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康有为。他扬弃了汉、宋两种治学方法，采取了“归宗于孔子”的折中和综合的治学方法，使得康氏的学术视野开阔了，学习兴趣也增强了，这段时间的学习，为康氏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3.整合

康氏辞别朱次琦后，回到了西樵山读书。机缘巧合之下，由阳明学以入佛学。佛学在康有为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起了解构儒家教条和脱离现实生活羁绊的作用，增强了其思想的“超越性”。除佛学外，西学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也很大。尽管康氏早年所读的“西书”都是一些比较浅近的书，其中并无大思想家的名著，但这些浅近的西书仍然极大地开拓了他的眼界。

三、书法美学思想基础

康有为书法美学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清代的书法审美环境。清代前期，“康、雍之世”的书法在很大程度上被董其昌书风所笼罩，然而此时的书法审美趣味正在发生变化，碑学思想正在悄悄地萌动。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在晚明草书作品中已经出现的形式构成上的张力感，此期已经很少出现。

换言之，壮美书风较少得到清初书家的继承和发展。当时的帖派书法，笔力柔弱、笔气淡薄，为康有为“贬帖”留下了口实。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领域发生的一些变化已经表现出即将到来的书法发展趋势。后来碑学审美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逻辑延伸。

乾、嘉时期，因为受当时学术新风的推动，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乾嘉学派”，在搜集金石文字佐证经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努力，还生产了一种特殊的“副产品”，即“金石学”。由于金石学的兴盛，这一时期的碑派书法有了迅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碑帖兼收”的“扬州八怪”和一些专门的碑派书法大家。

碑派书法和碑学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发展，到康有为生活的年代，已经在书法实践、一般书法理论和审美意识等方面为碑学的鼎盛准备了条件。康有为一生，共历经了咸丰、同治、光绪和民国四个时代，他11岁开始学习书法时面对的就是“咸、同之际”的艺术环境。之后借参加顺天府乡试的机会，而后完成著作，成为中国古典书法理论的总结者和近代书法理论的奠基者。

四、总结

作为清代“碑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总结了“碑学”的思考与实践，成为“碑学”的集大成者，其书法美学思想值得反复研究。“碑学”标榜“真实的自我”，提倡“壮美”的书法审美理想，向新的书法范本学习，扩大了书法家的艺术视野。

在“碑学运动”中，许多沉睡已久古代书法资源，如篆、隶、六朝碑刻等均被重新激活，为清代的书法创造打开了局面，诞生了众多的书法大师。可以说，“碑学”的兴盛对中国书法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成果也是显著的。